从一个传统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最为明显的变化，或许就是国家可以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向武装力量和战争工业。
工业财富的突然放大，使国家可以供养一支更加庞大、更加专业化的军队。在这种生产力竞赛中，整个世界逐渐形成了暴力技术和武装力量的严重失衡，某个军事大国以工业帝国主义的强大国力发起任何一场战争，面对其他农业帝国（如莫卧儿帝国）时，技术和军事优势几乎完全消除了战争的代价。
与此同时，数十年前所著的《进化论》中提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丛林法则被扩展到人类社会，这为殖民主义扩张和对外战争掠夺提供了现成的借口，使某些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愚昧落后的种族注定要处于从属地位或灭绝”，人类世界从此成为一个强者的战场。
在这种强权逻辑中，从来没有弱者的位置，文明与道德是弱者的借口，征服与掠夺是强者的逻辑。
弓箭作为人类发明的一件利器，它本身就是一件更高效的杀人武器。弓箭的出现改写并主导了部分战争的历史，直到枪炮的出现。
火器出现之前，战争完全取决于士兵的体力与技能，这些需要先天素养和长期训练。
火器出现之后，身体技能已不重要，纪律、秩序与服从成为决定战争的关键，工业力量成为决定胜败的重要支撑。
在农业时代，野蛮民族依靠骑射等体力优势可以轻易征服高级文明，但到了如今的工业时代，野蛮民族只能忍受高级文明的任意打击。
进入工业时期后，所谓战争完全变成了工业生产力和技术资源的大比拼，而人只是技术进步的试验品，乃至无情的祭品。
在大量生产的现代工业体系下，人们生产武器就如同生产其他机器一样，没有人关心它的用途，关注的是可以大量而低成本地生产和销售。
在秦始皇时代，以万为单位快速生产的青铜弩机就已经实现了大规模标准化制造。
而目前，在齐国的军工生产车间里，生产燧发枪与生产五金制品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在机器的加持下，如流水般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
“落后就要挨打”。
不论是技术落后，还是国力上的落后，既是挨打的结果，也成为挨打的理由。
或者说，只要暴力足够发达，就天然地拥有征服奴役别人的合法权利。
正如墨子所言，“大国之君宽然曰：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
也曾有齐国学者声称，“一场战争的结果，往往在工厂里就已决定了。”
在一些的齐国将军眼里，战争技术就是一门高尚而复杂的科学，是可以在战前就能计算出最终结局。
在齐英战争中，尽管齐国是跨越数万里海路，劳师远征，但无论从何种维度上来看，无疑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齐国每年的财政收入高达近1.8亿元，折合英镑，那就是1.4亿多英镑（每1金圆券相当于0.82英镑）。而英格兰每年财政收入在战前才不过800万英镑，仅为齐国的5.7%。
在钢铁生产方面，尽管英格兰于数十年前从某种渠道得了焦炭炼铁（钢）的技术，但年产量也不过区区四万吨（原有历史，英国1720年铁产量才达到2万吨），而齐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一千多万吨，仅建业府的钢铁生产量就达两百多万吨。
正是由于巨大的钢铁产量，齐国建造了这個世界上90%以上的铁路，通车里程超过35000余公里，而英格兰连1英寸铁路也没有。
在海上实力比较，1725年，齐国海军拥有各类战舰及辅助船只320余艘，舰船总吨位为42.5万吨，而英国海军舰船不过200余艘，而且中小规模舰船数量还占了不小的比例，总吨位仅为23.7万吨，排在后面的法国和西班牙海军总吨位分别为14万吨和8.5万吨。
不过，虽然齐国海军的实力已是排名世界第一，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并没有确立绝对优势。在他们的海军将领看来，要建立并维持齐国的霸主地位，他们的海军实力要比除了齐国以外的其他四大海军国家（英、法、西、荷）实力的总和还要强。从而确保齐国可以同时接受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个国家海军的挑战。
在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下，英格兰王国能与齐国相抗近三年之久，已然让国内民众惊诧莫名了。
犹记得，我齐国历年来进行的战争，好像从来没有超过两年，即使强大如莫卧儿帝国、波斯帝国之类的对手，那也是以摧枯拉朽般的战斗方式，将其击败，不得不被迫请降。
建国九十余年，在取得一场又一场战争的胜利后，齐国人已经养成了目空一切的自大和骄傲。
对于所面对纷争和对抗时，齐国似乎完全没有表现出神州大陆上儒家文明所标榜的任何温良恭谦。
“当我们驾驶着战舰、端起火枪、支起大炮的时候，敌人才可以沉默安静下来；否则，他们会喋喋不休地与你争执。”
对于齐国的强大以及可能会面对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度，英格兰特命全权公使、维明顿男爵斯宾塞·康普顿在临来汉洲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
作为一名英格兰贵族、拥有高洁品质的绅士，康普顿男爵从内